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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講述:人民幣那段少為人知的歷史!

    15. 發布時間:2020-10-25 06:19
    16. 4.09K
    17.   從明朝中后期到清朝中期,隨著對外貿易的發展,中國大量輸出茶葉、絲綢、瓷器等商品,而封建社會的自給自足小農經濟又限制了進口需求,對外貿易一般都以白銀結算,貿易出超(即今日之“順差”)為中國積累了大量的白銀,這使得不產銀的中國把白銀作為貨幣成為可能。

        據東印度公司記錄,從康熙二十年(1681年)到道光十三年(1833年)的153年中,僅東印度公司輸入中國的銀元和生銀塊就有7000多萬兩。到清朝后期,白銀已經成為我國的主要流通貨幣,而銅錢則退位為輔幣。1840年鴉片戰爭開始后,兀自做著天朝上國美夢的大清王朝,先后被帝國主義列強用堅船利炮轟開國門,作為國家經濟命脈的貨幣流通也陷入了紛亂動蕩的時代。在一系列不平等條約簽訂后,為了進一步掠奪中國人民的財富,外國列強紛紛在華成立銀行,發行以銀兩、銀元或者外匯作為兌現本位的紙幣。如英商創辦的匯豐銀行、美籍的花旗銀行、日籍的橫濱正金銀行、德籍的德華銀行、俄籍的華俄道勝銀行等。1895年“馬關條約”簽訂后,在時任全國鐵路事務大臣盛宣懷的建議下,中國第一家現代銀行��中國通商銀行于1897年建立并發行紙幣;1905年,中國第一家國家銀行��大清戶部銀行成立,開始發行銀兩票、銀元票和錢票;1907年,交通銀行成立。

        辛亥成功之后,北洋政府將大清戶部銀行改組為中國銀行,而交通銀行則保留下來,一起成為北洋政府時期的兩個國家銀行。由于這一階段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迅速發展,1912年到1928年間,一大批實力雄厚的商業銀行也先后建立并崛起,包括鹽業銀行、新華儲備銀行、中華商業儲備銀行、山西裕華銀行、農商銀行、中國農工銀行等20多家。以上所有銀行,都發行了以銀兩或銀元為本位的紙幣。“袁大頭”盛行從清朝早期開始,流入中國的白銀大都是以銀元的形式出現,其中最為典型的有西班牙本洋、墨西哥鷹洋、英屬地銀元、日本龍洋等。由于外國銀元制作精美,分量標準,便于計枚核值,使用十分方便,很受民眾歡迎。外國銀元的大量使用使得“當局者始竊竊憂之”,并“提議自鑄銀元,以外銀之輸入”。光緒十三年(1887年),在兩廣總督張之洞的建議下,清政府批準由廣東銀元局試鑄標準銀元,后來湖北省、江南省(包括今江蘇省、上海市和安徽省)、奉天省(即今遼寧省)、吉林省、北洋機器局(位于今天津市)等,都先后開始鑄造銀元。到清朝末年,全國的貨幣體系構成大致如下:最重要的是銀兩,其重量主要有50兩、10兩、5兩等幾種;銀子下面是銀元,銀元要看面值和成色來決定其價值;銀元下面是銅板,銅板上印的一般都是“元寶”或“重寶”;銅板下面是銅錢,地位相當于今天的硬幣。1911年,辛亥成功,1912年1月,中華臨時政府在南京宣告成立,鑄造以孫中山側面肖像為版的“中華開國紀念幣”,面值分別為壹元、貳角、壹角。此后在整個時期,何人稱總統,便發行何種錢幣,這使得中國市場上白銀貨幣的流通更趨混亂。

        為了整頓混亂的貨幣體制,北洋政府在1914年公布了《國幣條例》,規定以一圓銀元為本位幣(意味著所有的錢都可以兌換為這種貨幣),同時規定,凡在中國境內從事經濟貿易等商品交易活動時,都必須以新鑄造的銀元為交易手段。同年12月,財政部天津造幣總廠首鑄新版銀幣,其正面刻有袁世凱側面頭像及發行年號,背面刻有嘉禾紋飾與幣值,俗稱“袁大頭”。“廢兩改元”與“法幣政策”當白銀逐漸成為我國主要流通貨幣的時候,由于鴉片貿易、不平等條約賠款以及關稅、鹽稅主權喪失等原因,我國白銀持續大量外流,導致銀貴錢賤,中國開始出現持續的通貨緊縮,市場一片蕭條。1928年,北伐戰爭勝利,國民政府在形式上實現了全國統一。為緩解通貨緊縮,1933年4月,財政部發布公告,規定所有用銀兩征收的稅款及關金(即海關稅),一律改為采用銀本位幣(銀元),在交易中仍使用銀兩收付概念的,法律上無效。這就是我國貨幣史上著名的“廢兩改元”改革,“廢兩改元”使中國混亂已久的幣制統一,成為中國貨幣制度邁向近現代化的第一步,人民群眾也逐漸接受了“元”這一概念。“廢兩改元”以后,盡管銀兩已不在市場上流通,但白銀仍然是法定貨幣(只是改成了規定成色的銀元),而1934年席卷美國的白銀政策,使得國際銀價按同等重量計算大大超過國內銀元價格,為從中牟利,我國的眾多銀元被送回鑄爐變回白銀,而后走私出口,由白銀流失所帶來的嚴重通貨緊縮問題不僅沒有得到解決,反而愈演愈烈。

        于是,在“廢兩改元”僅僅兩年之后,國民政府財政部于1935年11月再次發布幣制改革公告,實施“法幣”(法定貨幣,Fial Money)政策,主要內容如下:中央、中國、交通三家銀行發行的鈔票為法幣(1936年2月又規定蔣介石的御用銀行��中國農民銀行發行的鈔票也是法幣),其他金融機構所發行的鈔票均為非法;所有稅收和公私收支款項均用法幣支付;禁止白銀在國內流通1936年1月,國民政府又公布“輔幣條例”,對新幣的種類和數量進行了明文規定。法幣政策的實施,使舊的銀本位制度被不兌現紙幣流通制度所代替,白銀在法律上已經不再是我國的流通貨幣,銀幣、生銀、銀錠及其他銀類開始退出中國貨幣流通領域。紙幣只能用作支付手段和流通手段,不能用作儲藏手段和價值尺度,后來出現的人民幣,正是以法幣的發行為模板,建立起人民政權領導下的不兌現信用紙幣體系。法幣崩潰由于法幣不受硬通貨儲備限制,國民政府又實施財政赤字政策,法幣發行量逐年猛增:1935年,法幣發行額為4,5億元:1937年抗戰前夕,發行額為14,8億元;1945年8月日本投降前夕,發行額達到了驚人的5744,1億元。日本投降之后,為了擴大內戰、人民反抗,法幣發行更加失控:1946年1月,法幣發行額達到了13697,3億元;1947年4月,發行額增至16萬億元;到了1948年8月,國民政府的法幣發行額竟達到660萬億元以上,發行額擴大鉀萬倍,物價水平與1937年抗日戰爭前夕相比,上漲3492萬倍。正是通過實施法幣政策,四大家族獲得了他們夢寐以求的對全國金融的壟斷,依靠政治權力確立了官僚資本在中國的絕對壟斷地位,僅1935年到1937年間,就集中了全國5億盎司的白銀,把幾乎全國人民的財富都掠奪到四大家族之手。

        在這一急劇通貨膨脹的過程中,曾經在國民政府建立過程中忘我犧牲、浴血奮戰的政要、士兵軍官以及廣大人民群眾,普遍覺得受到政府的愚弄、欺騙和掠奪。于是,有職務的政府要員們套取外匯、投機倒把、化公為私、私藏金銀,有武器的士兵軍官們面對日本侵略軍不愿作戰、節節敗退,面對民眾卻又燒殺搶掠、形同土匪,沒有任何權勢的人民群眾在被掠奪殆盡之后,拒絕接受法幣,寧愿回到以物易物的原始階段。1948年8月,在法幣系統徹底崩潰之際,蔣介石以總統名義發布“財政經濟緊急令”,公布“金圓券發行法”,其中最重要的兩條是:禁止任何私人持有黃金、白銀、外匯,凡私人持有者,限于9月30日前收兌成金圓券,違者沒收,全國物價凍結在8月19日水平。然而,很快金圓券也陷入和法幣一樣的命運,從1948年9月開始發行至1949年7月停止流通,僅10個月時間,金圓券貶值超過2萬倍。通過金圓券政策,政府把原來傾向于他們的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也掠奪得一無所有,僅余的民心、士氣喪失殆盡。人民幣的前身與孕育正是在國民政府法幣系統的崩潰過程中,人民幣逐步誕生。在第一次國共合作失敗以后,面對的軍事進攻和經濟封鎖,中國黨所建立的根據地不得不建立自己的銀行、發行貨幣,開展生產自救活動。1931年11月,在贛西南、閩西根據地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中央根據地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國家銀行也隨即成立,并相繼發行了5分、1角、2角、5角和1元5種面值的銀元券。

        由于隨后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國家銀行不得不隨紅軍開始長征。到達陜北后,與西北根據地的蘇維埃銀行合并,改組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銀行西北分行,后來又更名為陜甘寧邊區銀行。日本全面侵華之后,國共兩黨第二次合作,根據國共合作協議,紅軍改編為八路軍和新四軍,由國民政府支付薪水,抗日根據地不建立銀行、不發行貨幣,中共所領導的根據地銀行此時大都停辦。然而,1940年“皖南事變”之后,政府停發八路軍和新四軍軍餉,并對根據地實施經濟封鎖。為應對這種情況,中國黨領導下的八路軍、新四軍創建的抗日根據地和解放區中,大都先后成立了自己的銀行,發行地方貨幣,這些貨幣被統稱為“抗幣”或者“邊幣”。除陜甘寧邊區的邊區銀行券之外,還包括晉察冀解放區的邊區銀行券、山東解放區的北海銀行幣、晉綏解放區的西北農民銀行券、淮南根據地的淮南銀行幣等。據統計,僅在抗日戰爭期間,所發行的“抗幣”和“邊幣”就達700多種。抗日戰爭勝利后,蔣氏政權一心想壟斷抗戰勝利果實,于1946年6月撕毀《雙十協定》,向中原解放區大舉進攻,中國人民在中國黨的領導下進入3年解放戰爭時期。此間,西北地區的陜甘寧邊區銀行、西北農民銀行,華北地區的晉察冀邊區銀行、冀南銀行、北海銀行都繼續發放貨幣。隨著解放戰爭的節節勝利,新的解放區也都紛紛建立新的地方銀行,發行新的解放區地方貨幣。1945年8月,原蘇中、淮南、淮北、皖中、浙東、鹽阜等地區地方性銀行統一合并為華中銀行,發行華中銀行幣;1945年11月,東北解放區成立東北銀行總局,發行東北銀行幣;1947年9月,中原解放區成立中州農民銀行,發行中州銀行幣;1948年1月,陜甘寧邊區銀行與西北農民銀行合并,發行西北農民銀行幣;1948年5月,華北人民政府在冀南銀行和晉察冀邊區銀行基礎上成立華北銀行,發行華北銀行幣;1948年6月,內蒙古自治區發行內蒙古銀行幣;1949年7月,華南解放區建立南方人民銀行,發行南方人民銀行幣。隨著解放戰爭的順利進行,各地區之間貨幣的不統一成為了貿易往來和野戰軍機動作戰的最大障礙。為了協調地方貨幣,1948年10月,華北人民政府、山東人民政府、陜甘寧邊區政府、晉綏邊區政府協商,北海銀行幣、華北銀行幣及西北農民銀行幣相互通用;1948年11月15日,華中銀行幣停止發行,統一流通北海銀行幣。伴隨著各個解放區逐漸連成一片,全部解放區的貨幣統一成為了亟待解決的問題。中國金融新:人民幣發行1947年7月,中國人民解放軍節節勝利之際,在華北財經辦事處主任董必武的提議下,中共中央開始考慮組建中央銀行,制定統一解放區貨幣的措施。關于中央銀行的名字,當時很多人建議用“聯合銀行”、“解放銀行”等,但晉察冀邊區銀行的副總經理何松亭建議,采用“中國人民銀行”一名,以體現人民特色。1947年10月,中共中央批準未來的中央銀行采用“中國人民銀行”這一名稱。1948年12月1日,經中共中央批準,以華北銀行、北海銀行和西北農民銀行為基礎,合并成立了中國人民銀行,總行設在河北省石家莊市,發行在全國解放區流通的“中國人民銀行券”。為區別于以往的地方貨幣,這種貨幣最初被稱為“新幣”、“人民券”、“中國人民銀行券”等,直到1949年6月,才被正式定名為“人民幣”。1949年初,中國人民銀行總行遷到北平(今北京)。1949年3月到年底,中州農民銀行、西北農民銀行、華中銀行以及南方人民銀行,都相繼改組為中國人民銀行的下屬機構,各省、市、自治區也相繼成立人民銀行分行。由于解放戰爭正在進行當中,當時的人民幣發行版別較多,總共有12種面值和62個版別,人民幣上的行名、年號和面額均出自當時華北人民政府主席董必武之手。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人民幣成為新中國唯一合法流通貨幣。

        中國人民銀行成立和人民幣發行以后,不僅有回收解放區舊幣的問題,還涉及到肅清所發行的金圓券,以及外國銀行在華所發紙幣的任務。1949年6月,中國人民銀行即著手開始在全國范圍內回收各解放區貨幣,建國之后,除東北和內蒙古仍在使用原有的解放區貨幣外,人民幣已經基本完成解放區舊幣回收問題。對于原統治區的金圓券,中國人民銀行采取了限期兌換的策略。例如,1949年北平解放后,北平軍管會發布通告,規定自即日起金圓券可以流通20天,勞動人民可以按1:3的優待比價每人兌換金圓券500元。在兌換期內,人民政府準備了大批糧食、食油、煤炭等物資,源源不斷地運進北平,使廣大人民可以用兌換到的人民幣購買生活必需品,不僅安定了人民的生活,而且迅速樹立了人民幣的信譽。解放戰爭后期,由于政府的貨幣信用崩潰,美鈔、港幣等外幣成為流通領域的主要貨幣之一,其中美鈔主要流通于北平、天津、上海、武漢等大中城市,尤以上海為最多;港幣則流通于華南和西南地區,在廣東、福建以及西南的重慶最多。針對上述情況,人民政府制定了外匯管理辦法,禁止一切外國貨幣在中國市場上流通,凡持有外國貨幣者,必須在限期內,按規定牌價到中國人民銀行或其指定機構兌民幣,或者作為外幣存款換取外匯存單一切外匯業務,包括國際貿易結算、國際匯兌、外匯買賣,都必須由中國銀行辦理或在其監督下由指定的銀行經營。收兌外幣的工作,大致分為兩個階段1949年初,北平和天津解放到建國前為第一階段,這個階段的主要工作是收兌華北、華東、中南等大中城市中的外幣,以美鈔為主;1949年10月廣州解放到1950年底為第二階段,這個階段的主要工作是打擊廣泛流通于華南城鄉和西南地區的外幣,以港幣為主。對于金銀貨幣流通現象,人民政府則出臺了禁止金銀流通和低價兌換的凍結政策。穩定通脹 統一幣制1949年開始發行人民幣以來,由于解放戰爭正在進行,人民政府的支出大于收入,人民幣也不得不實行通貨膨脹的辦法。1949年4月底人民幣發行總量為607億元;7月底達到2800億元;11月達到20000億元;1950年3月份則達到了49100億元,通貨膨脹不可避免。從1949年1月到1950年2月,全國13個大城市批發物價指數上漲91.11倍,天津從1949年2月至1950年2月,面粉、小米、小麥、20支紗、白細布五種商品價格綜合上漲103.7倍。為了解決通貨膨脹問題,1950年3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頒布了《關于統一國家財政經濟工作的決定》,統一全國的編制和待遇、統一全國財政收支管理、統一國營貿易、統一物資管理與調配、統一現金管理、統一管理企業。在這一強有力的現金管理措施下,到1950年4月,人民幣開始大量回籠,到5月10日,貨幣量已經比3月末減少了39%。物價開始逐步下降,在中國持續了12年的惡性通貨膨脹被遏制,全國經濟趨于穩定,人民幣信譽建立。

        鑒于人民幣幣值保持穩定,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于1951年3月20日發布命令,宣布收回東北銀行和內蒙古人民銀行發行的地方流通券;1951年10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決定在新疆發行有維吾爾文的人民幣并在全國流通,限期收回新疆省銀行發行的銀元券,同時東北銀行、內蒙古人民銀行和新疆省銀行均改組為中國人民銀行的下級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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